民科与科学一点边都沾不上，民科是科学史学家和科普界给打着科学旗号胡说八道的人定义的一个贬义词，与大仙和神鬼玄说并列。

但民科这个称呼迷惑了很多吃瓜群众，叫得似乎有点不伦不类鱼目混珠。其实我在很多文章中都反复强调过，民科不是民间科学家的简称，也不是民间爱好科学、具有科学精神进行发明创造的人士，这些人是值得尊敬的，不在民科之列。

世界科学史研究者早就给民科画了一张像：民科是独立于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打着科学研究的招牌，从不尊重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不用实验和证据说话，只靠说大话空话就幻想着解决一个重大科学问题，试图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甚至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他们一般都具有精神病患者的“妄人”特征，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妄言”谎言中，坚信不疑。

所以鉴别民科的根本方法，就是他们承认不承认科学的方法，是否愿意用证据说话，愿意不愿意让别人验证他们的“理论”。

说穿了，民科就是反智反科学的群体，用臆想谎言和谣言说事，动辄站队煽情，鼓动。

他们从来也不相信科学，又不愿学习，对已经在科学界达成广泛共识的伟大科学理论，比如相对论、进化论、量子力学从来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却肆意贬损。

他们缺乏起码的专业素养，只凭着吃饭拉屎的日常生活逻辑，胡乱解释这个世界，就企图创造一个伟大的理论，还扬言要取得国际科学大奖。

这些民科创造的所谓“理论”，从来也不敢或者很忌惮拿到科学界，用被世界科学界公认的科学方法去检验验证，因此他们的“理论”只能停留在自己虚幻的想象中，或者欺骗一堆具有同样思维意识的吃瓜群众。

科学一出生，就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暴晒的，要经得起任何人的质疑和重复验证。

只要有一个人是用公认的科学方法证明某个科学发现或者理论有误，就是证伪，这个科学事物就不再是科学正确的。不管是牛顿的万有引力，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是如此。

这种质疑当然也不能排除“民科”去做，但他们之所以成为“民科”，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也不用科学方法和证据，他们甚至对所反对的理论一窍不通，只凭想象和胡说八道，以为就能够一个被科学界无数次证明了的理论，所以科学界只能对他们的质疑嗤之以鼻，和他们交流只会浪费科学家们的宝贵时光。

民科是一种方法和思维，是他们的行为模式决定的，符合上面所说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就是民科，而不由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决定。

民科在官方、官科和民间都有存在，因此民科的对应词不是什么“官科”，而是科学。所以民科就是反智反科学的代名词。

有些知名人士和曾经有过成就的科学家，他们本来就是“官方”或“官科”，由于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是民科那一套，都可能堕落为民科。

如个别名人在与科学家辩论时，采用诡辩，转移话题，玩弄语言游戏，弄得只讲专业的科学家张口结舌，从而达到贬损科学，哗众取宠的目的，这种人就是典型的民科。

还有个别科学家到了晚年皈依神学，把科学往神学上瞎扯，被科学界所唾弃。

也有一些打着博士、科学家旗号的“官科”，实验造假，数据造假，毫无依据或制造谣言反对科学事物，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学者或科学家，而是宣传伪科学的民科。

也有一些科学机构，参与到一些反科学伪科学活动中，这种由于领导人或者主持专家的素养低下而导致的历史笑话，常有发生。比如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气功热和特异功能神话，就是某些领导和个别顶着著名科学家旗号的人力挺泛滥起来的，这就是官科堕落成民科的典型。

历史上的确有很多并不是供职于专业的科学机构或者学府，通过自己的钻研和探索，取得了很高成就，成为伟大的科学家，这与民科完全不搭架。

的华罗庚，美国的爱迪生等等，都是自我刻苦成长的典型。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的时候还是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这些人都具有坚定的科学精神，笃信坚持科学方法，才取得成就的，是正儿八经的科学家，与民科一点边都不粘。

在这里再说一句，民科不民科并不是以体制内外、官方民间来划分的，而是以其思维和行为模式来区分的。这个社会除了那些“发明理论”的民科，还有很多具有这种思维的跟风者，现在科普界把这类人通归于民科或者民科思维的范畴。

至于“民科”这个名字取得对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时空通讯也无法左右，在这里只是做一区分，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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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53年，拜占庭帝国亡于奧斯曼土耳其人的进攻，这标志着什么

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后期为东西罗马，西罗马被蛮族灭亡后，东罗马帝国做为帝国文明的传承又延续了一千多年。而这一千多年里，继承西罗马帝国疆域的西欧国家，却饱受战乱之苦，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其间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的东罗马帝国，一直是教文明的领袖以及对抗文明的桥头堡。确保了东欧和南欧没有像中亚一样被化。

另外，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与贸易交流的十字路口，繁华不可一世。地位可比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以及今天的纽约。

但随着帝国光辉消散，东征又进一步削弱了帝国的实力，往日的拜占庭帝国只剩君士坦丁堡一隅的国土。

如果说，东征意义在于西方文明对于文明的挑战，意味着的衰落起点，同时间接成为文艺复兴的催化剂。

那么，此时的君士坦丁堡，可以说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最后依存。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欧洲古典文明的最终消亡，文明对欧洲古典文明的全面胜利。欧洲的宗教、经济文化中心从此由东欧转向西欧。大量古典文集、资本和人才流向意大利，促成了文艺复兴。宗教有罗马，文化有佛罗伦萨等城市，经济上独享奥斯曼帝国的优惠政策(奥斯曼帝国阻断东西方贸易，对过往商人征收重税)，此时意大利成为欧洲不折不扣的经济、宗教、文化中心(虽然军事上受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上形成不了强有力的国家)。西方人由此开始热衷于向西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此事件可以说也是军事政治的巅峰，其后就一直走下坡路了。世界对于文明世界的优势开始消减，直至落后到今日。

3、相比宋朝，明朝是历史的大退步吗

长期以来，对明代的经济，存在着一种非常脑残的谬论，那就是明代的商业税收远低于宋代，因此，明代的商业发展并没有宋代繁荣。得出这样结论的人对于经济和财政的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他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现在对高科技产业采取低税收，所以对高科技产业是一种打压的结论呢？实际上明代对于商业税收低，正是对商业发展的一种保护。这种精神，类似于现在所实行的简单税制（simple taxation system）。“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约”（《明史》）甚至有人不加思索的说，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所以不重视商业。纯属一派胡言。朱元璋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定商税“三十税一”，还规定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皆免税，并下令裁撤税课司局364处，使商税较元末大大简约。明初朱元璋下令工部在南京建有16座大酒楼，“待四方之商贾”，时人李公泰用集句歌咏十六楼，比如咏南市楼“纳纳乾坤大，南楼纵自初。规模三代远，风物六朝余。”实际上，明代对商业采取了比宋元更为保护的措施。而明代经济的特征是盐铁的私营，手工业的大发展，以及晋商，徽商，郑芝龙集团这些商业团体的崛起。明代对商业有更好的保护，经济发展在宋代之上。许多人还在混淆视听，把宋代税收高当成是宋代比明代富裕的证据。但实际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并不是国家队经济控制力度越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有些人所谓宋朝如何比明代富裕，不过是混淆了政负对经济管制盘剥力和民间经济发展程度。要说民间私人经济的发展，明代的束缚和管制远比宋代要小，税收负担更是轻到不成比例的程度。宋朝和明朝的区别在于，宋朝对私人工商业的控制远比明朝严厉的得多，宋朝征收赋税的剥削程度也比明朝大得多，论政负财政收入，宋朝确实比明朝多。如果要论民间的富裕程度，要从类似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来衡量，宋朝能达到明朝的一半就不错了。一般人所谓宋富，无非是不动脑筋的直接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政负财政税收挂钩，却不知道，在不同发展时代，政负对经济控制力度根本不一样，野蛮人的基本上全部经济能力都能转化为军力，转化为调动的资源。如果是战国，秦汉时期，那政负对民间经济控制力度也要大多了，所以战国人口数量这么少，却动辄五六十万作战，而且是连年作战。而在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化以前，的情况就是越是往后发展，经济越是发达，私人经济力量越大，政负的官有经济就越是萎缩，对私人经济的管制能力也越低。